——那对袖扣原本属于一名已过世的家庭成员，失主只在袖扣被盗前保管过一小段时间。失主认为那看起来像自己丢失的那对袖扣，但他们很谨慎，不想因为自己“希望是那对袖扣”就给出肯定的答案。
【编者按：下面一节选自米歇尔所著文章《追随杀手的脚步》初稿。】
在下单购买那对袖扣的第二天，我给小机灵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让店家把袖扣加急寄给了我。
“是寄到邮局吗？”他问。好吧，我承认不是。我脑内闪过一个荒诞的场景：EARONS把袖扣转卖给了这家店，而他碰巧在这家店打工，负责录入顾客地址；他毫无疑问会对这对袖扣的买家起疑，因为我购买这对仅8美元的袖扣时，居然选了40美元的次日达服务。
我知道，最妥善的做法是把袖扣交给EARONS的调查员。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我未经授权就擅自采取这种行动而生气。巧合的是，我那时刚定下最早一次采访的时间，采访对象是奥兰治县的拉里·普尔。我决定，如果这次采访进行顺利，我就把事情经过解释给他听，并把那对小小的金色袖扣交到警方的方形密封塑胶袋里。
不过，在所有调查员中，我最担心和普尔的会面。人们都说他难接近，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我知道他过去14年都在调查这一系列案件。他与被害人基思·哈林顿的律师——也是被害人的亲兄弟——布鲁斯一道，为第69项修正案的通过做出了贡献。这项修正案正是《DNA指纹、未结案与无罪者保护法案》，由此，加利福尼亚州在2004年建立了重罪犯DNA数据库。如今，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拥有全美正在运行的最大的DNA数据库。
普尔和哈林顿以为，扩充了DNA数据库，他们就一定能抓到EARONS，但事与愿违。我猜想，他们一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份失望刻骨铭心。在我的想象中，拉里·普尔是一名钢铁般冷漠的警察，他会把自己锁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房间墙上贴满了EARONS的合成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