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克·福尔摩斯有着惊人毅力来控制个人的情感。不到两个小时里，他全然忘掉了把我们卷入其中的那件怪事。他深深沉浸在现代比利时大师们的绘画里。从我们离开艺术馆不知不觉地走到诺森伯兰旅馆，一路上除了艺术，他什么也不谈，尽管他对艺术这门道也是十分粗浅。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在楼上等着你们。”服务员说，“他要我一见到你们就立即带去会见他。”
“您不反对我看看你们旅馆登记簿吧！”福尔摩斯说。
“当然不。”
这个登记簿上有两个名字登在巴斯克维尔之后。一个来自纽卡斯尔的西奥菲勒斯约翰逊一家，另一个则来自奥尔顿·亥洛基镇上奥尔德摩夫人和她女佣。
“很可能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约翰逊。”福尔摩斯对服务员说，“是一位律师，他不就是长一头灰头发，走路一跛一跛的吗？”
“不是，先生。这位约翰逊先生是个煤矿主，是非常活跃的绅士，年龄并不比您大。”
“您很可能弄错了他的职业吧！”
“没有，先生！他住在这家旅馆已有半年多了，我们非常了解他。”
“噢！那个奥尔德摩夫人，我好像记得这个名字。请原谅我的好奇。往往是拜访一位朋友时，却又碰上了另一位朋友。”
“她是位体弱多病的女人，先生。她的丈夫曾经是格洛斯特市的市长，她进城时常到我们这儿来。”
“谢谢您，恐怕说不上是熟人。”我们用这些问题得到了一条很重要的事实。华生。当我们上楼时，他继续低声说，“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对我们朋友很感兴趣的人没有住在这家旅馆里。也就是说，正像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密切地监视着他），同样很担心会被他发现，这是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它暗示——喂，我亲爱的朋友，究竟出了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