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庭后，格伯看了看他调至静音的手机，发现只有一通未接来电，来自一个他不认识的号码。当他思索着是否要回拨过去时，巴尔迪冷不丁问他道：“你怎么看？”
没等格伯关上他们身后的办公室门，她就问出了口。在听过埃米利安的话后，她大概一直被疑问纠缠着。
格伯很清楚，这位女法官急着跟他分享关于证词的感想。但她真正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埃米利安说的是真的吗？
“小孩子的头脑是可塑的。”格伯宣称道，“有时候他们会捏造出假回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谎话：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哪怕是最荒谬的事情。他们的幻想是如此生动，以致在他们看来那些虚构的事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们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巴尔迪来说，这个解释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在走到办公桌旁坐下前，巴尔迪走向窗户，尽管冬日的清晨寒冷又阴沉，她还是打开了窗，就像在盛夏时一样。
“这起案子中有一对年轻的养父母，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一个孩子；有两个慈爱的祖父母，他们会尽可能让孙辈们开心；还有一位收养机构的负责人，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像埃米利安这样的未成年人从糟糕的家庭环境中解救出来，并确保他们有一个充满关爱的未来……还有那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他跟我们讲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狂欢仪式。”
巴尔迪试图用讽刺来缓解失望之情，格伯理解她的沮丧。
埃米利安出生于白俄罗斯，格伯在他的档案里一遍又一遍地读到过。文件显示，两岁时，在经受过各种虐待后，他从原生家庭中被带走。他的亲生父母从考验他的生存欲中取乐，就像在生存游戏里一样：他们一连几天不给他食物，任由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哭喊、打滚。幸运的是，格伯对自己说，小孩子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但是，如果埃米利安头脑中的某处仍留有被囚禁的痕迹，那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