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打响时，我丈夫和农场上的两名瑞典助手自愿去了德国人的边界，加入德拉米尔爵士在那里组织的一个临时情报部门，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农场。很快我就听到传言，说这个国家要给白人女性设立集中营，理由是她们面临着土著的威胁。我那时十分害怕，心想：谁知道战争要持续多久？如果要我去这个国家的妇女集中营里待上几个月，我会死的。几天后，我有个机会跟着我们一个邻居——一个年轻的瑞典农夫——去了基贾贝，这是铁路沿线上比较靠北的一个车站，我在那里负责一个营地，所有边界的通讯员都把消息带来这里，然后消息从这里被编成电报再发去内罗毕的指挥部。
我在基贾贝的帐篷就设在车站附近，搭在火车引擎需要的柴火堆燃料之间，通讯员不分日夜地随时可能进来。大多数时间，我和一个果阿的火车站长一起工作。他是个矮小、温和的人，对知识有着燃烧的渴望，不为身边的战事所影响。他问我很多关于我的祖国的问题，还让我教他一点丹麦语，他觉得未来有一天会用得上。他有个十岁的小儿子，名叫维克多。一天我走路去火车站，透过游廊的栅格，我听到他一直在教维克多语法：“维克多，什么是代词？到底什么是代词，维克多？你不知道？我跟你讲过五百遍了！”
边界的人一直需要人给他们运送补给和弹药。我丈夫写信来，指挥我尽快将装满四辆牛车的补给弹药给他们送过去。但他写道，我必须让一个白人负责这件事，才能让队伍出发，因为德国人神出鬼没，马赛人又是一想起战争就高度兴奋，并且在整个保留地里四处活动。在那些日子里，德国人被认为无所不在，我们在基贾贝的大铁路桥旁安插了哨兵，以防他们把它炸掉。
我安排好了一个名叫克拉普罗特的年轻南非人去跟着牛车，但车都装好了，就在出发远征的前一天晚上，他被当成德国人逮捕了。他不是德国人，也有证据，后来很快就被释放了，还改了名字。当时，我把他的被捕看作上帝的旨意，因为除了我，没有别的白人可以带领牛车穿越乡野了。一大早，古老的星宿还挂在空中，我们出发走下漫无尽头的基贾贝山，脚下横亘的是马赛保留地的广阔平原，在黎明的微光中闪着铁灰色。灯绑在牛车下面，晃里晃**，喊叫声和抽鞭声络绎不绝。我有四辆牛车，一整队共十六头拉车公牛，还有五头备用公牛，带了二十个基库尤年轻人和三个索马里人：法拉、扛枪手伊斯梅尔，还有一个老厨师也叫伊斯梅尔——一个很有威严的老人。我的狗“黄昏”走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