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厂的位置在收容所旁边。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细而颠簸，像条很短的曲线，但又不能一下到头。道路两边的围墙上，扯着红色横幅，写着硕大的“招工”字样。树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桠，只剩下粗粝树干，硬生生戳向天空。显然，它们是刚刚被移植过来的，当“收容所”还是个鲜活词语时，这些树根本不存在。
这是条我在南方小镇的任何拐弯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湿，充满烟火味。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个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闻之胆寒：如果没有边防证、暂住证、身份证，就会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时缴纳罚金，就会被派去劳动。
为逃避半夜检查，胆大的打工仔们，结伴住在墓地里；胆小的，住在烂尾楼。听到有人喊“查暂住证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门奔跑，一脚踩空，惨叫着，从楼上掉下去。惊怖的呼喊声，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没，但却长久地响在同伴的噩梦中。
当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寻求打工机会，同时，也就沦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异乡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并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而只以廉价的方式出售劳动力；同时，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又试图将他们牢牢吸附于土地。甚而，城市并不感谢打工者，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遭受着最为严重的歧视，被想象为粗糙、肮脏、土气、危险的一群。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他们厌倦了种地的穷日子，希望通过冒险创造出新生活时，那来自大海的潮汐声，便紧紧摄住他们的心跳。而当他们果真来到海边，对长着白牙的波浪却浑然不觉，在他们的眼里没有风景，只有鼓点般的心跳：挣钱、挣钱、挣钱。